经金华市金东区法院决定，金华鹦鹉案第一被告人林某被取保候审，当庭释放。
据起诉书显示，林先生在厦门开设有一家专门的鹦鹉养殖场，品种有和尚鹦鹉、红领绿鹦鹉、绿颊锥尾鹦鹉（俗称小太阳鹦鹉）等，均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物种。被捕前，林先生的养殖场曾在一星期内孵化幼鸟上千只。
刚孵化的鹦鹉要在几天之内戴上脚环。
2020年4月21日、5月17日，林先生分别向同案被告人曹某，以邮寄的方式，出售了17只鹦鹉，包含和尚鹦鹉和小太阳鹦鹉两种。曹某本人既是买家，又是卖家，从2018年开始，他就将收购的鹦鹉出售给其他人。
曹某的妻子称，2020年5月12日，一位不寻常的买家联系到曹某，表示想买鹦鹉。在收货时，这位女士称鹦鹉死亡，并于当天在其所在的金华市向公安机关报警。同年5月22日，曹某被金华市公安局金东分局刑事拘留。7天后，林先生同样被刑事拘留。
此案历经一年半，开庭4次，在羁押500多天后，林先生成功取保候审。至此，全部三名被告人均在审查起诉阶段被取保候审。
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曾薪燚律师告诉九派新闻，该案件由金华市金东分局侦办，相关人员跨越五省，涉案21人，鹦鹉86只。厦门市的林先生和其他两名被告人是鹦鹉卖家与买家的关系，被起诉的罪名均为“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曾薪燚表示，本案开庭四次，之所以没有宣判，是因为在鉴定买卖的鹦鹉品种时，办案人员未提供涉案鹦鹉的活体以供检测，而是向鉴定机构邮寄了当事人手机里的照片。也就是说，鉴定机构以鹦鹉的照片为检材，出具DNA分析报告。律师认为，作为指控该罪的关键证据，这份DNA报告存在非常大的瑕疵，应当被排除。
在量刑问题上，检方也给予了适用缓刑的建议。今年12月10日，检察院为三名被告人出具的量刑建议书称，被告人犯罪情节轻微，且本案并无证据证实涉案鹦鹉为野外种群，因此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检察院建议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在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下，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并依法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不过，律师表示，本案中涉及的鹦鹉只数超过10只，即便当事人有自首情节，在量刑上只能减轻为5到10年这一档，再往下减，法院需要呈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由于浙江暂时没有同类案件从宽判决的先例，相关的司法解释暂时没有出来，所以法院也无法轻易做出决断。辩护律师希望，法院和检察院从动物保护的初衷出发，酌情考虑从宽处理被告人。
林先生向九派新闻表示，自己出售的鹦鹉全部由人工孵化、驯养。从鸟蛋孵出几天后，鹦鹉将会被戴上特制的脚环，以此证明为饲养而非野生。他表示，自己的养殖场大规模繁育鹦鹉，经过福建省林业局的审批，手续齐全。另外，他不仅获批养殖，也多次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向数家单位出售养殖的珍稀鹦鹉。
获批驯养的国家二级保护鹦鹉种类。受访者供图
按照国家规定，不仅是驯养繁殖，出售贩卖所有的国家一级、二级鹦鹉或者是说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附录一附录二的鹦鹉，必须要取得相关林业部门的许可和审批。即便有驯养繁殖许可证，在向个人贩卖鹦鹉的时候，都需要去林业厅进行审批，买家和卖家同时要进行审批之后，才可以进行交易。
先生表示，他同意认罪认罚，在第四次庭审开完之后，他被取保候审，当天下午被释放。
2018年，全国人大出了一个复函称，此类案件的量刑确实较重，最高人民法院已考虑到相关的情况，开始着手拟制相关的司法解释。
全国人大法工委回复称，相关司法解释正在拟定中。
律师认为，虽然总体上司法理论和实践在慢慢放宽对动物保护案件的处罚，但其实刑法法条上没有变化，只是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缓和。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将择期对本案进行宣判。
金华鹦鹉案涉及一位公民因在家中饲养了几只鹦鹉而被控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最终被判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逻辑分析：
1. 法律条文与事实认定的关系
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法律法规，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是被禁止的，且违法者将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事实认定：在此案件中，关键点是认定鹦鹉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范畴。如果鹦鹉确实属于这一范畴，那么被告的行为就符合法律中规定的犯罪行为。
2. 主观意图与法律适用
主观意图：被告是否有故意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主观意图？这涉及被告对自己行为性质的认知。如果被告不知情或误以为其行为合法，那么从主观上他并没有犯罪意图。
法律适用：法律适用需要考虑被告的主观意图以及客观行为。在一些司法解释或判例中，主观意图对于量刑的影响较大。
3.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社会危害性：饲养鹦鹉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造成了危害？如果行为对生态环境或公共秩序有实际的负面影响，那么社会危害性较大，反之则较小。这一考量对量刑有一定影响。
4. 法律的明确性与公众认知
法律明确性：法律条文是否清晰地规定了哪些动物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如果法律不够明确，公众难以判断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这可能引发争议。
公众认知：公众是否普遍认为饲养鹦鹉是合法行为？如果大多数人对相关法律不清楚，可能反映出法律宣传的不足。
5. 量刑的合理性
量刑合理性：被告被判刑是否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符？如果判刑过重，可能会引发公众质疑司法公正性；反之，如果判刑过轻，可能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金华鹦鹉案在法律适用、主观意图、社会危害性及量刑合理性等方面都涉及复杂的逻辑判断。对案件的不同理解可能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
在金华鹦鹉案中，代理律师何智娟在法庭上提出了引人深思的“灵魂拷问”，这些问题直指案件的核心和法律适用的合理性，以下是其中几个关键点：
1. 关于法律适用的质疑
法律条文的明确性：律师质疑法律条文是否明确规定了哪些鹦鹉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范畴。吴有水提出，王鹏作为普通市民，是否有能力辨别哪些鹦鹉属于国家保护的物种？如果连专家都难以在外观上区分，那么要求普通人做到这一点是否合理？
2. 关于行为性质的质疑
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何智娟质问，王鹏饲养和赠送这些鹦鹉的行为，究竟对社会或生态系统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他指出，王鹏并没有从中牟取暴利，也没有对这些动物造成伤害，其行为与传统意义上的“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是否可以同日而语？
3. 关于执法的合理性
执法手段的质疑：何智娟质疑检方通过图片识别来确定鹦鹉种类的做法是否科学、严谨。律师提出，是否应该通过更为可靠的DNA检测来确认这些鹦鹉的种类，而不是仅凭图片作为依据？如果这种不严谨的识别方式可能导致误判，那么这是否符合司法公正的原则？
4. 关于量刑的合理性
量刑的公平性：何智娟还质疑，法院对王鹏的量刑是否过重。他提出，这样的判决是否考虑了被告的主观意图和实际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于一个并无犯罪意图且行为危害性不大的个人，是否应该以如此严厉的刑罚进行惩戒？
5. 关于司法公正的质疑
司法的社会责任：何智娟还发出了一个更广泛的质问：司法体系在执行法律时，是否应考虑社会对法律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如果一个法律判决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质疑，这是否意味着司法系统需要反思其判决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通过这些问题，代理律师在法庭上不仅挑战了案件的具体细节，也将讨论的焦点引向了法律适用的广泛性和公正性。这些“灵魂拷问”直击案件的核心，也引发了公众和法律界对司法实践的深刻反思。
代理律师 一句话问懵逼了所有人， 所有送检鹦鹉都是照片，没有任何一只活体是吗？，
检方: 额没有，全部都是照片。
代理律师: 那么这个我就要请教你了，我想问一下，怎么用照片去鉴定DNA的？因为我们在鉴定报告里面有看到DNA 分子 鉴定。
接着就是空气凝固时间。
因为当时是疫情，有庭审直播画面， 各位请自行搜索相关视频， 法官被问懵逼的一瞬间表情多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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