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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市场是伴随着城市化衍生出来的普遍现象，近二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助力下，我国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涌入到城市务工。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 560万。零工市场一般包含两种形态：政府主导和自发形成。从官方角度看，2024年的最新数据显示，厦门市已经建立了6个零工市场和20个零工驿站。
厦门的零工群体中，分为兼职工作者和外来务工者两个群体，兼职工作者将零工作为副业，其中包括国企、外企的职员；另一部分则是典型的外来务工者，他们主要满足传统制造业潮汐式的用工需求。但是两者相较而言，还是外来的务工人员占据了厦门零工市场的大部分，其中，马路零工是外来务工人员的重要组成群体，马路零工是指以“站马路”的方式获取就业机会的农民工群体，这种就业方式普遍存在于我国的大小城市之中。他们依靠自己的技术和体力寻找就业机会，获取收入，其存在能够较好地满足城市中的部分临时用工需求。
黎明前夕，厦门岛内的黄厝沙滩聚满了人，他们大部分是精心打扮的年轻人，等待海边日出的浪漫一刻，20公里开外的厦门岛外集美区凤林十字路口，也聚满了人，他们大部分是戴着头盔的农民工，不远处太阳逐渐升起，这里没有人管日出的“浪漫”，他们满脑子想着如何才能找到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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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时的零工市场
“大龄农民工的辗转之地”
天色逐渐变亮，王敏拉开破旧的窗帘，看着东边天空漂浮着几抹朝云，是个晴天，王敏坐起身，她揉了揉爬满褶皱的双眼，一夜未眠，眼睛有些枯涩，王敏被手机屏幕的亮光刺到了眼，手机屏幕显示四点半了，一般只要天气不下雨，这个时间点，王敏和丈夫会前往离住处不远的“零工市场”找一份日结的零工。
“零工市场”位于厦门岛外集美凤林十字路口，这里褪去了厦门岛内的城市文明气息，多了几分城中村的人间烟火，海凤路和凤林路交汇地段形成了一个十字路口，零工市场在此处自发形成，农民工和包工头形成了一种默契的“约定”，每天凌晨三四点，包工头开车来零工市场拉人，而农民工们则早早在路边等候包工头的挑选。
王敏是安徽人，今年54岁，2021年和丈夫来到厦门谋生，王敏早已踏过了工厂的用人年龄上限，“去工厂找活，别人一看你就不止45岁，一般45岁以上的人就不要了。”年龄和生计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农村老年人，对于大多数农村老年人来说，他们的养老压力只能通过个人劳动和子女赡养来化解。王敏和丈夫养育了三个子女，都已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我也不好意思找他们要钱。”王敏很羡慕在城市街道休闲散步的老太太，“那些人退休后有退休金，但我要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没有退休金的兜底，王敏能依仗的是尚能劳动的自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赵耀辉从2007年开始主持“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70岁以上的农村户籍老年人的就业率超过了50%，这个就业率包括自己在家务农以及外出打工。这意味着依然有一半以上的高龄农村老人需要依靠劳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2019年，在老乡的介绍下王敏第一次来到集美凤林零工市场，王敏能找到的零工一般是在临时工地上打扫卫生之类的杂活，工资一日一结，晚上六七点收工回家，此后的三年，她适应了这里起早贪黑的生存法则。
首都经贸大学的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的调查发现，大龄农民工成为零工市场的主力军，这些因为年龄、文化水平和技能不足而被主流劳动力市场抛弃的人们，只能在这个市场上求生。做零工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大部分工作是出卖力气的各类杂活，这个看似没有边界的就业市场，成为许多大龄农民工的辗转之地。
王敏洗漱很快，用冷水抹抹脸，戴上几年前买的金色耳环，五点左右，王敏从家里出来步行大约十分钟前往零工市场，十字路口附近已经挤满了人。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有工作的人，他们聚集在不远处的公交站，等待第一班公交发车。另一批是没有包工“预定”的农民工，他们蹲守在十字路口，等待来拉人的包工头。
牟师傅负责的是通信工程的土建部分，从大老板手里接下分包后，他作为“包工头”去建筑工地拉人，有时候急用人，去零工市场找几个临时工是个便捷的渠道，对于拖欠工资，牟师傅给出了自己的一套解释，由于掌管金钱的是背后的“老板”，分包一般要到年底结清，在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很难满足零工工资日结的要求。
这些农民工来自五湖四海，最多的是河南和川渝一带，操持着同种口音的人扎成一小堆，他们说累了就在地上吐口唾沫，眼里却一直瞟着路中央，如果有人将车停下，便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前。
天边泛起鱼肚白，溽热弥漫在每丝空气里，人群的密集使热量更加集中，王敏不在扎堆的人里，她身材矮小，挤在靠近路口的地方，汗水从她的头盔里不断渗出，一辆车缓缓停下来，人们一窝蜂地围了上去，王敏凭借距离优势挤在了前面，她用一口安徽话问着车内人：“老板缺不缺人？”包工头瞟了她一眼，指了指她身后看起来更年轻的女民工，“180一天干不干？”那个被指到的女民工应道：“220一天成不成？”“200一天，干就快点上车！”年轻女民工背上蛇皮袋制成的背包，迅速上了车。王敏退在一边，等下一辆车的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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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的背影
“人脉社会”
在人群扎堆的零工市场，来自同个地方的农民工会自动聚拢成小群体，农工们通过社交弥补“先天”体力或者年龄的不足，打造“后天”的人脉将自己推销出去。王敏不喜欢与他人深交，她徘徊在人群之外。
去年一个安徽老乡找王敏帮忙介绍工作，王敏带她到自己的工地，第二天，那位比她年轻的老乡顶替了自己的工位，“我没和她计较”，但王敏不再轻易相信他人。在我们采访王敏的时候，许多农民工都跑过来观望，甚至会自来熟地和我们讲述自己的经历，他们大部分人五十来岁，来自农村，面临无人照顾、生计压力大的情况，不得不走进城市零工市场，寄希望于找到一份能够维持生计的工作。
41岁的重庆女工李思念在众多大龄农民工里显得年轻多了，她有些骄傲地说自己已经找到了活，在等待着首班公交车赶往工地。李思念皮肤偏白，戴着珍珠项链，仔细看还描了眉毛，这让她在一群皮肤黝黑，素面朝天的零工中显得格外突出。
“我只有早上还穿戴比较整洁，等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变得脏兮兮的。”李思念普通话比较标准，她告诉我们今年年初才来厦门，但是每个月都是“全勤”，王敏眼神上下打量了下这位年轻的重庆女工，小声告诉我们“那些包工头就喜欢招年轻的漂亮的。”
李思念擅长和他人打交道，她会利用“熟人优势”拓展自己的信息源与利益链。来厦门务工的原因很简单，她听邻居说，厦门的冬天竟然能穿裙子，这份憧憬，成为了她离开家乡，来到厦门打工的原动力。在厦门租好房子后，她通过询问房东找到了这个集美的零工市场。
李思念观察着那些准备工作的零工每天都在背包里准备着哪些东西。“我刚到的时候不知道，别人来找我干活，我什么都没有准备都没办法去。所以我就看别人都背了啥，我看她们每天都背个大包，里面要装水杯，午饭还有什么防晒的东西，我也准备了这些背到包里去来这里找工了。”就这样，戴着珍珠项链的李思念背着一个大大黑色的双肩包，开始了她在厦门的零工生活。
李思念在零工市场等了几天发现，这里的包工头来招人要的一般是以前认识的老乡，或者是熟人推荐，像她这样刚刚来到这里没有任何人脉，根本无法抢到工作的机会。没有老乡，那就现在认识一个老乡，她开始留心听哪个包工头有和她一样的川渝口音，听到熟悉的口音后就立马上前用重庆话和人聊天。一来二去，她认识了一个四川的包工头，加了微信，有活的时候四川包工头就会优先找她。
工程上的零工招聘多为层层外包的形式，工程老板将工程外包给私人包工头，包工头再去零工市场找零工，包工头会在其中赚取差价，老板和零工的信息不互通，零工只能依托自己的人脉打听包工头每天是多少工资，李思念告诉我们默认的潜规则，比如说老板报给每个工人是240元一天，包工头就给工人说是180一天，从中赚取60的差价。
零时工的工资是日结，不用报税，也不用交社交保险。今年的经济形势不如往年，对比于去年，工资下降明显。去年零工市场的女工，一般能拿到200～220一天的工资，今年却只有160～180，工地上的活少了，招的人也少了，工作标准和要求更加严格，如果工人工作期间偷看手机或者有偷懒行为，会被监工拍照发在包工头的微信群，那个工人也会被列上“黑名单”，河南的朱阿姨深有感受：“我上班的时候都不敢看时间，担心被拍下来说玩手机。”
相比之下，李思念每天却能拿到200的工资，她望向四周，压低声音说到她原来的工资能有220一天，但是老板问了别人的市场价后给她降了工资，不过比其他女工要高出一点。被问到为什么她的工资能比别人高的时候，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道可能是她会“拍马屁”。
在零时工市场中，打好人际关系是最关键的一环，李思念到了工地后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工地中的零时工年龄差距的很大，一般来说工地招人标准首先是考虑年龄小的，力气大，有精气神的零时工。可是如果和工程的包工头有亲戚关系的话，就算七十多岁也可以被聘用。所以李思念不得不经常去向包工头说好话，也要慢慢地去和一些老乡聊天加微信，“有活就告诉我哈!”李思念告诉我们这是在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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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零工的女工们
“孤独是常态”
王敏会在小账本上记录自己做的每份活，去年上半年王敏一共做了180份工，今年上半年只做了33份，五月份做了一个星期零工，六月份只干了三天的活，有时候王敏一连半个月都找不到活做，厦门的三月至六月，三个月的时间跨度里阴雨天气占据80天，在少有的晴天，零工市场才会再次热闹起来，“没有活的时候干什么？”王敏的回答很简单：“睡觉”。
王敏作为大龄女性，无论是年龄还是体力上，在农工市场都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上她有些孤僻的性格，王敏在厦门没有朋友，唯一认识的是自己的丈夫，王敏的丈夫比她要幸运一点，由于男性天生的体力优势，丈夫找到工作的几率高了不少。
没工做的时候，大部分空白时间里王敏蜷在床上，她不像其他农民工通过刷抖音、快手消磨时间，她觉得只要一打开手机就会消耗流量，“我打电话也不多，也没用什么流量，每个月却要交三四百的话费”。
躺在床上睡觉发呆是成本最低的休息方式，到了吃饭时间，王敏就下点清汤面条果腹，馒头、面条、榨菜是王敏和丈夫日常的伙食，偶尔出工，王敏就带两个馒头作为中饭。王敏将自己的生活半径缩减在二三十平米的单间房，她每天的步数控制在一百步以内。王敏要将大脑腾空，“我不能想很多事情。”王敏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已安家成婚，王敏告诉他们没有事情不要和自己联系，“我不想他们打扰我的生活。”
有段日子王敏陷入了失眠漩涡，“白天也睡不着，晚上也睡不着”，王敏躺在有些发霉的枕头上望着斑驳的墙皮发呆，她知道自己的抑郁症又复发了。
二十几年前，王敏还是个年轻的农妇，在安徽老家务农带三个孩子，丈夫外出打工供一家开支，王敏和婆婆同住一个屋檐下，婆媳矛盾时刻爆发，“我和丈夫想要盖房子，婆婆怪我们不给她攒棺材钱，我被逼急了对着所有人乱叫，别人都说我得了精神病。”王敏说这段经历的时候很平静，丈夫回来后带王敏去城里看病，王敏才知道自己得了一种叫抑郁症的病，“孩子们都不敢和我说话。”靠着吃药王敏渐渐稳定了精神状态，在四十多岁的时候，王敏跟随丈夫外出打工谋生。
王敏很久都没被抑郁症困扰了，但抑郁症像个定时炸弹般潜伏在王敏身体里。王敏经常把“我不爱和别人计较”挂在嘴边，“去年我和一群河南女工在工地上干活，有个河南人和我抢一把好用的铁锹，后来那群河南人一起孤立我。”王敏称那次经历让她的抑郁症又复发了，那一个月“失眠”在她的生活中复制粘贴，“我控制不住自己对着别人大叫，工地的活也干不下去了。”医院给她开了几样有镇定效果的药，不久后王敏离开了那个工地，她经常劝告工友远离河南人。
所谓的“人脉社会”更多的是一种利益往来，李思念虽然认识了很多老乡工友，但是微信聊天窗除了问最近有没有可以介绍的活其他也没什么可说的，这种不走心社交常常让李思念感到烦闷。工地的生活是从早上的七点开始到下午的五点结束，六点钟工地就会派人过来接工人上班。
属于李思念自己的时间是从每天的下午的六点钟回到自己的租的单间开始。李思念租的单间位于零工市场左侧的巷子里，这里住的人大部分都是来厦门打工的农村人。单间只有一个卧室大小，但是里面却有厨房卫生间还有床。价格也不同，有独立洗手间的500多一个月，公有洗手间的400多一个月。李思念住的就是带卫生间的单间，她觉得虽然两个单间的差价是一百多块，但是对她生活的影响很大，没有独立卫生间还是很不方便的。这个拥有着空调的小单间，是李思念在炎炎夏日唯一能感到清凉的地方，工地的高温让她格外享受开空调的时刻。
李思念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刷短视频，从工地回来的第一件事也是打开单间里的空调，躺在床上开始刷抖音，她自己也喜欢拍抖音。她曾经还幻想通过拍短视频赚钱，在重庆老家，李思念和老家的朋友们创作剧本，拍摄一些农村生活体裁的短视频，积累了一万多个粉丝。但是去年，这个抖音账号被盗了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也让她的网红梦化为了泡影。
李思念重新创立了一个抖音号，抖音名就叫“思念”，视频内容主要是对着嘴型唱歌，她很喜欢抖音的美颜特效，“感觉自己在抖音里变年轻了。”李思念很怀念在重庆老家和姐妹们拍土味短视频的日子，“一群人热热闹闹的，我们一起想剧本，有的人拍有的人演，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们。”在厦门，李思念觉得很孤独，“大家做零工的时间都不固定，你有空别人没空，凑不到一起。”李思念新的抖音号里，一百多条的视频都是一个人对着嘴型唱歌。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徐延辉基于厦门、苏州、东莞、深圳等地的农民工生存状态展开调查，她认为“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与农村社区割裂，从农村的熟人社会向城市的陌生人社会转变，普遍经历流动带来的意义缺失，”像王敏、李思念这样徘徊在农村与城市间的流动群体，受迫于生存压力，她们远离熟悉的乡土社会，游离于城市边缘，孤独成为常态。
即使王敏在物欲生活上极致节俭，但长期找不到工作的状态使夫妻俩入不敷出，六月中旬，王敏和丈夫前往上海投奔亲戚，“上海的消费高，消费不起。”七月初，她和丈夫又去杭州找寻工作，王敏在杭州找到一份帮忙卸货的工作，一天工资200，被问及还回不回厦门，王敏的回复是“在厦门待了很多年，对厦门有一种家的感觉，准备9月份再回来。”
“问题的延申”
在厦门，零工市场是城市边缘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部分外来农民工赖以维生的重要渠道，它承载着许多大龄农民工和外来务工者的希望与挣扎。然而，零工市场经济发展的波动性、不平稳的工资水平、不确定的工作机会、劳动者权益保障以及女性劳动者的天然弱势，都是造成这些女工们烦闷的主要原因，也是零工市场存在的普遍问题。
厦门市人社部门在2024年3月推出了“厦门零工市场”的微信小程序。这个小程序的推出，旨在为零工群体提供一个更为便捷的工作找寻途径。打开小程序，里面包含各种各样的零工岗位，从保姆、保洁、家电维修到管道水电、建筑装修，甚至还有直播带岗和技能培训，功能丰富，覆盖面广。
但是，现实情况却并不乐观。大部分的农民工并不知道这个小程序的存在。王敏，一个54岁的安徽女工，用她自己的话“没读过一天书，不识字”，甚至不知道如何打开微信小程序。她的情况不是个例，许多像她一样的大龄农民工，在使用智能手机和接触新鲜事物上存在障碍。李思念，一个热爱拍抖音视频的41岁重庆女工，虽然对社交媒体并不陌生，但也从未听说过这个小程序。
截至今年五月份，“厦门零工市场”小程序推广数为8126人，其中实名注册数仅有1313人。与厦门21年超过113万的农民工人数相比，这个数字显得微不足道。特别是50岁以上的农民工人数，占据了总人数的27%左右，这个群体在使用线上服务平台上存在明显的困难。
我们询问过包工头牟师傅后，发现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农工们不知道这个小程序，连招人方的大部分包工头也表示不知道这个渠道。这表明，虽然小程序的推出是为了扩展零工工作岗位开发，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它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这个现象反映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数字化服务日益普及的今天，我们是否忽略了那些在技术门槛前望而却步的群体？零工市场的数字化转型，需要的不仅是一个平台的搭建，更需要对这些大龄农民工进行实际的技术培训和指导，让他们能够真正利用起这些资源，从而在城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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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六点，农民工逐渐散去
六点的清晨，本应是凉爽宜人的开始，但厦门的夏日却已早早地将热气铺满大地。十字路口的人群已经散去一半，这个时间点找到工作的希望逐渐渺茫，留下的人们在热气蒸腾中，仍坚持着对最后一丝工作机会的渴望。太阳如同一个无情的审判者，缓缓升起，将光芒和热量无情地洒向大地，仿佛揭开了蒸笼的盖子，空气中的湿气和热气交织，让人几乎窒息。
人群渐渐散开，热浪仍在地表蒸腾，环卫工人用竹扫帚挥扫着残留的垃圾和烟头，几名农民工蹲在阴凉处吸烟，来往的车辆在四方延申的十字路口穿梭，没有人会记得，两个小时前这里的热闹景象，就像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中，没有人会记得有个群体尴尬而艰辛地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注：王敏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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