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2024年港股延续下跌态势，彷佛印证了去年中国网民戏称香港沦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之说。

“公司去年六月才炒了一成人，下星期又会再炒一波，谁都不知道几时轮到自己。”在投资银行任职的谢先生受访时忧心忡忡，“现在香港通街都是没工作的banker。”

去年起，外资大行裁员潮一浪接一浪，他所在的中资公司也难逃一劫。“国企本身很少裁员，现在也开始炒人了。这一两年生意太差，根本没有大deal，做来做去都是一些细deal，哪养得起那么多人？”

在另一家中资大行任职高层的黄先生（化名）则说，公司为了政治正确一直“很聪明”地避免直接炒人，而是劝员工自愿离职。他直言“日日都好惊（怕）没有饭碗”，又指港股市值大缩水，整个市场死气沉沉，“连我自己都在计划移民了，不想把前途和财富跟香港绑在一起。”

金融业是香港重要的经济支柱，占2022年本地生产总值（GDP）近四分之一。香港股市下跌造成负财富效应，拖累楼市和消费信心，加上移民潮下人口大减，令整个香港经济弥漫负面情绪。近期一句网络潮语已成为了港人反讽现状的口头禅：“这是因为你悲观，我看到由治及兴带来的好处。”

恒指“慢熊”的根本原因？

香港恒生指数1月22日跌破15000点的心理关口，收于14961点，创15个月来新低。同日，香港股市总市值（约4.29万亿美元）被印度股市（约4.33万亿美元）超越，失去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的地位。

中央政府宣布两万亿救市及央行降准0.5%后，恒指一度反弹并曾回复16000点水平，惟市场人士并不看好长远走势。

香港资深投资者林一鸣月初在《信报财经月刊》撰文呼吁“珍惜生命，远离港股”。他指从波浪理论的角度分析，以往由金融风暴、雷曼倒闭等危机造成的熊市，最多持续一两年就结束，但现时港股属于“慢熊”，形态是“一浪低于一浪”，未必有终结的一天，成交会出现持续萎缩的“阴乾跌”。

林一鸣指，今次熊市背后的根本性问题是“土壤变质”，香港从国际金融中心变成中国普通城市，外资就会离开香港金融市场，国内企业也不会在香港融资，“影响股市走势的因素，盈利能力从来排第二，第一是资金流向，如果资金要走，就算腾讯P/E跌至十几倍、内银跌至三四倍，资金还是要沽，大市还是要跌。”

事实上，过去四年来恒指从33000点水平拾级而下，2022年10月底创下14597点的低位，其后曾有反弹，但由2023年初至今已下跌超过三成，同期美国道指和印度孟买指数却升逾一成，台湾加权指数及日经指数更分别升两成和近四成。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对BBC中文指，以往港股跟随外围股市升跌，现在逆势而行，反映国际投资者不愿投资香港市场，原因除了美国加息、中美角力等大环境，也因为香港政治处理不好，“‘由治及兴’没有兴。”

他说：“2019年到现在2024年已经第五年了，为什么2019年的案件还没搞定？黎智英案、47人案你要吿，但又一直拖着尾巴。全世界都在观望你怎么处理，商家最怕就是不确定性，但这个世界不会等你，他们走了就很难回来。”

港版国安法下，黎智英的上市公司壹传媒遭警方大规模搜查后资产被冻结，李兆波指香港长年建立的信誉毁于一旦，加速外资撤离。“法治和私人财产不被保障，你讲什么都没用，因为真的发生过，可以随时拉人封艇，到时我几百亿、几千亿走不到。”

市场对于政治风险的敏感程度，从近期反应可见一斑。港府今年重推极具争议的《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特首李家超1月15日强调会确保立法具“灵活性”以“应对千变万化，甚至目前未必想像到的新手法”，此番言论触发部分投资者忧虑香港法治进一步遭破坏，恒指突然由升转跌。1月30日，李家超召开23条立法公众咨询记者会当天早上，恒指出现2%跌幅。

上述银行家谢先生表示，资本市场自去年已对23条立法有心理准备，但始终对国际投资者而言，香港趋向内地化和人治是个警号，会增加不确定性。

“投资者最重视利益和安全，如果好像国内那么人治，领导人突然发表什么讲话说不准打游戏，隔天游戏股就暴跌到惨不忍睹...... 要知道，很多国际投资者是拿着国家的养老基金投资，他们不会接受这样的风险。”

就在两个月前，美国联邦政府的主要养老基金宣布，将在680亿美元的国际基金中剔除在中国及香港的股票投资。

北京“铁拳监管”的冲击

香港被视为国际资金投资中国大陆的门户，港股是中国经济的一面镜子。香港上市公司过半为内地企业，有逾1430家，占港股总市值近八成，而近年中国房地产和消费品公司都在港股遭大幅抛售。

“港股A股化，中国股市不好，香港股市也不会好。”研究机构Orientis首席经济师徐家健对BBC中文说。“内地爆发房地产危机，政府又打击科网股、手游行业，这些都令投资者没有信心，好像稍微有钱赚就会打压你。”

中国政府过去几年的管制被市场人士认为是意识形态凌驾经济改革，导致“国进民退”，三年疫情封控“内循环”，加上对多个行业“铁拳监管”，都直接冲击香港市场。

以新股集资为例，香港过去曾有“IPO之都”的称号，也是中国企业首选的境外上市地，但香港去年仅73支新股上市，集资额为463亿港元，按年大减56%，全球排名跌出前五位。多名投行人士都对BBC中文指出，中国证监会去年3月31日起实施的报备制度，令许多来港上市项目卡关。

根据新规定，在中国境内营运的内外资企业在境外上市前须向当局报备。此举在网约车龙头企业滴滴出行不顾官方反对赴美上市后推行，被形容为资本市场的长臂管辖。

上述中资投行高层黄先生说，以前IPO只需通过香港证监会和联交所批核，现在却要先从另一司法管辖权的中证监取得批文。“而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进度，只能干等，如果想上市的公司涉及敏感行业如数据安全、基因研发等，他们会审批得极慢。”

他补充指，中国政府的标准随时可以改变，大幅增加不确定性。“北京一方面想企业‘走出去’海外集资‘救国’，另一方面又怕那些公司上市后不受控制，所以才会出现这种什么都要管的政策，最后就搞死金融市场。”

未来“由治及兴”？

香港市场在美中角力、中国经济下行和北京严苛政策等外围因素下，似乎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但经济学者徐家健不认同“国际金融中心遗址”之说，他指香港在技术层面仍有事可为，以遏止资金外流。

例如，他认为应改革恒指成分股“易入难出”的机制，根据市值变动剔除低质素股份，同时取消香港证监会“前置式监管”措施，回复以往“披露为本”的监管制度，以提高IPO市场的活跃度。

另一方面，他说港府应更积极开拓欧洲、东南亚和中东等市场。“香港要自强，找新出路，就算香港只是一个中国城市，外国人也想继续跟中国做生意的，我们要看看人家需要什么，慢慢建立信任。”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李兆波则认为开拓新兴市场的时机已过，一旦失去国际城市的形象，香港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不复存在。“去外国找生意当然要同声同气的，但你看现在的官员英文讲得不好，有的甚至日日讲普通话，怎么吸引外资？最多是吸引到内资，问题是现在国内经济又不好。”

他表示，拯救香港市场“由治及兴”的唯一方法是“回复2019年之前的角色”，而且要尽快实行。“世界不会等我们的，分手越久就越难挽回。如果我们再找不回来国际定位，恐怕会像日本迷失数以十年计，甚至永不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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