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可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全民弱智”的时代
作者：郑永年


郑永年，男，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县人。汉族，中国问题专家，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正文：

无论就中国历史还是就世界历史而言，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就经济而言，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贫穷的经济体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几乎处于封闭状态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并且已经俨然成为世界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

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从原先计划经济向中国自身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就社会发展而言，这些年里中国已经促成了数亿人口的脱贫，同样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尽管还有很多穷人，但人均国民生产所得也已经超过一万美元。

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同样显著，包括人口寿命、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等。就政治而言，1949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制度经受住了各种挑战，化解了各种危机；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显现出其高度的韧性和灵活性，与时俱进。

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人们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从而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很显然，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责任。这个责任本也可以促成中国知识界的伟大时代，但现实无比残酷，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倒不仅仅是因为权力、金钱和大众对知识史无前例的鄙视，也不是因为知识常常被用来点缀、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知识从来就是卑微的，也应当是卑微的。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中国大学众多，每年都有很多校庆，不过一次次校庆就是对知识的一次次羞辱。

每次校庆，大家无一不是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独说不出来的就是，没有一个大学已经培养出一位钱学森生前所说的“大师”。实际上，今天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乃至学术研讨会，人们都已以邀请到大官大富为目的，而知识本身则是极其次要的、可有可无的陪衬物。

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难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至多成为未来考古学家的遗址。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正是伟大的知识创造才造就了文明。在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文艺复兴再到启蒙时代，这是一个辉煌的知识时代，没有这个时代，就很难有今天人们所看到所体验到的西方文明。中国也如此，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阳明等，铸造了中国文明的核心。

就知识创造者来说，知识创造从来就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些时候也表现为群体知识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但群体知识仍然是基于个人知识体系之上，只是一些学者之间有了共识，才形成为互相强化的群体知识。

同时，在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环境里，知识表面上是政府知识分子（也就是“士”）这个阶层创造的，但应当指出的是，政府从来不是知识的主体。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知识创造过程中就没有责任，政府既可以为知识创造有利、有效的环境，也可以阻碍知识的创造。因此，从知识创造者这个主体来反思当代中国的知识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要回答“我们的知识创造者干什么去了呢？”这个问题。

一个一般的观察是，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这里，“争名于朝”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的，“争利于市”是对商人来说的，而“争智于孤”则是对知识人来说的。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有些知识人甚至更为嚣张，要名利双收。

争名于朝。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从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学的目标就是从官，并且两者没有任何边界。现在从学的目标已经大大超越（至少在理论上说）了从官，并且两者之间有了边界。尽管大多知识人士为官了，但“为官”的心态仍然浓厚，因此还是通过各种变相的手段争名于朝。当然，这背后还是巨大的“利益”。竞相通过和“朝廷”的关联来争名，这个现象随处可见。

一些学者给政治局讲一次课就觉得自己非常地了不得了。今天在做智库评价指标时，人们以争取到大领导的批示和认可作为了最重要的指标。更有很多知识分子对大官竭尽吹牛拍马之功能。

无论是被邀请给政治局讲课还是文章拿到了领导的批示，这可以是一个指标，但并非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指标。知识有其自己的指标。如果知识人以这些东西来衡量自己的知识的价值，那么不仅已经是大大异化了，而且很难称得上知识。

争利于市。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个新生事物。传统上，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子和商业是远离的。从认同上说，知识分子显得清高，不能轻易谈钱的问题；从制度层面来说，“士、农、工、商”的社会安排把知识分子和商隔离开来。当然，在实际层面，两者也经常走在一起的。不过，现在情形则不同了。知识分子其利益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地和企业走在一起，各个产业都“圈养”着一批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能够走到今天那么荒唐的地步，不仅仅关乎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关乎于这个产业“圈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在每一步论证着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正确性，推波助澜，而非纠正错误。

在现代社会，除了和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发生关系，知识分子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手段来争名利。例如，争名于“名”，即通过炒作既有“名人”而成名。研究既有名人未尝不可，而且也是知识生产和创造的手段。不过，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不是认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随意糟蹋名人。

例如王阳明。王阳明是个大家，现在被炒得很红火。不过，很遗憾的是，没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阳明，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现在的情况延续，“阳明学”很快就会演变成一种庸俗不堪的宗教，不仅静不了人们的心，反而会搅乱人们的心。

这种现象在所谓的“国学”处处可见，人们所期望的国学精华没有出现，而那些“牛、鬼、蛇、神”则已经泛滥成灾。中学如此，西学也如此。例如马克思。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的中国拥有着最大群体的马克思研究机构和马克思研究者，因为马克思几乎已经成为官方的“国学”。但是认真去读一下这些机构和学者的产品，有多少人懂马克思。马克思只是他们的政治，只是他们的饭碗。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是具备了“争名利于众”的条件。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人通过互联网走向了“市场”，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识“商品化”。当然更多的是充当“贩卖者”，即没有自己的知识，而是贩卖人家的知识。互联网是传播知识的有效工具，但这里的“贩卖”和传播不一样，传播是把知识大众化，而“贩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钱财。

看看眼下日渐流行的“付费知识”就知道未来的知识会成为何等东西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促成了社会各个角落上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宗教迷信、巫术等等）登上“学术舞台”，并且有变成主流的大趋势，因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是钱、是流量。

而后者的力量如此庞大，更是把前者拉下了水。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争流量，为此大家争俗、争媚，媚俗和流量无疑是正相关的。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会影响力等同起来。这就不难理解，即使官方媒体也和众多自媒体一样，堂而皇之地媚俗。

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没有一个是争名争利的，有很多为了自己的知识尊严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历史上，不乏知识人被权力和资本所迫害的事例。近代以来才逐渐有了言论自由的保障。对大多数学者而言，名利并非是追求而来的，而仅仅只是他们所创造知识的副产品。

很多学者生前所生产的知识，并没有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穷困潦倒。那些能够远离名利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名而不利。屈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毛泽东曾经评论过屈原，认为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被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引自邓力群著《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

一旦进入了名利场，知识人便缺少了知识的想象力。一个毫无知识想象力的知识群体如何进行知识创造呢？一个没有知识创造的国家如何崛起呢？正是因为知识之于民族和国家崛起的重要性，近来自上到下都在呼吁知识的创造、创新。为此，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财经资源，培养重点大学，建设新型智库，吸引顶级人才等。但现实情况极其糟糕，因为国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场越大；名利场越大，知识人越是腐败。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称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近代大学，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补充的是，不仅没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学，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传统书院制度。实际上，无论是近代大学还是传统书院，重要的并不是大学制度或者书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学和书院的主体，即知识人。

有了以追求知识的知识人之后，这些制度就自然会产生和发展；而在缺少知识人的情况下，最好的大学和书院也只是一个居所。更糟糕的是，在知识人自愿堕落的情况下，这类居所越好，知识越遭羞辱。

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尽管预测是危险的，但人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道理很简单，人们已经不能回到传统不需要那么多知识的时代，知识是需要的，但人们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那么只好走“殖民”路线，即借用和炒作别国的知识。

在很大程度上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走的就是这个方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面数十年可以想象的。

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