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批评以色列的行为已超越自卫范围，并应认真倾听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王毅在第二天与土耳其外长的通话中，还进一步表示，巴以局势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长期遭到搁置，生存权长期不能落实，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这种历史不公应当尽快结束。中国将继续站在和平公道一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维护自身民族权利的正义事业。
王毅还特地提到“两国方案”，即按照1967年之前的巴以双方领土独立建国。中国和美国都表态支持该方案，但在巴以内部都有不同意见。以色列驻华使馆在袭击后表示，期待中国会对哈马斯进行更强烈的谴责，鉴于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现在不是呼吁"两国方案"的时候。
中国外长王毅称，这个世界存在各种不公，而对巴勒斯坦的不公已经延宕了大半个世纪，承接了几代人的痛苦，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两国方案”，就是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样才能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共存，实现阿拉伯和犹太两大民族的和谐相处。
他表示，“两国方案”完全落地，中东地区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以色列也才能获得持久的安全。推进“两国方案”的正确路径是尽快恢复和谈，各类促和机制都要发挥积极作用。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国际冲突中呼吁中国表态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以色列和美国都希望中国谴责哈马斯此次袭击行为，但中国表态一直比较中立。
随着以色列开始对加沙地带进行反攻，中国的立场也被指开始偏向阿拉伯阵营，王毅上述讲话是中国首次公开批评以色列。
为何中国在巴以冲突中如此选择？中国对巴以两国的站位背后有哪些历史沿革和政治考量？
中国与巴勒斯坦中国与巴勒斯坦的关系，可以形容为“政热经冷”。
在中国的官方语境，对于两国关系的描述，定位颇高——“中国是最早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并承认巴解和巴勒斯坦国的国家之一。”
1964年五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第二年就在北京设立了享有外交机构待遇的办事处。
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中国几乎在第一时间宣布与巴勒斯坦建交。
考虑到巴勒斯坦的经济状况、人口规模，中国与其经济联系有限，即便在经历了2022年的大幅增长后，依然只有1.58亿美元，而且几乎是中国向巴勒斯坦的单方面出口，中国从巴勒斯坦的进口额仅为1.9万美元。
与这样的经济联系不匹配的是，两国的政治互访极为频繁，在习近平主政后，从外交部长到国家副主席，不同层级的中国官员六次出访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官员来华更为频繁，其总统阿巴斯自2005年以来五次访华，其中三次是在习近平上台后。此外2020年疫情时阿巴斯和习近平通电话，2022年两人还在沙特见面。
最近一次是今年6月，阿巴斯访华，并且宣布提高两国关系层级，至战略伙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阿巴斯此次访华，在中国关心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都表态支持，比如在新疆问题上，阿巴斯明确表示，新疆问题不是人权问题而是反暴恐、去极端化和反分裂。他反对西方国家以新疆问题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值得注意的是，巴勒斯坦目前实际一分为二——
一直以来，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该国的合法政府，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并放弃恐怖主义，阿巴斯任总统，目前控制着约旦河西岸地区。中国主要交往的是该政府。
2007年时，另一个组织哈马斯夺取了加沙地带的控制权，哈马斯曾经的宗旨是武力消灭以色列，但在2017年改口接受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的独立巴勒斯坦国”。该组织被英美欧盟等列为“恐怖组织”，此次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也是哈马斯。
中国与哈马斯交往有限，2014年，时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曾在卡塔尔多哈会见时任哈马斯最高领导人马沙勒。
中国同以色列关系与巴勒斯坦不同，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在政治上若即若离，经济文化上如火如荼。
首先以色列对中国有特殊的好感——在1933年至1941年期间，逾2万无国籍犹太人为了躲避大屠杀逃往了上海，得以幸存。
这份历史渊源，使以色列早在1950年就承认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东首个承认中国的国家，然后很快中国和美国卷入朝鲜战争，中国没有进一步承认以色列。
直到冷战结束，1992年，时任以色列副总理兼外长利维访华，同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签署建交公报，两国才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两国互访频繁，直到2017年3月内塔尼亚胡总理访华时，两国确认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这一表述在中国外交场上首次出现，从同时公布的公报来看，两国要着力加强科技创新、水资源、农业和医疗，以及文化教育上的合作。在政治上则“加强沟通”。
经济上，中国和以色列确实互补性强。2022年，双边贸易额255亿美元，同比增长11.6%，其中中方出口额165亿美元，同比增长7.9%，进口额90亿美元，同比增长19%。中国是以色列亚洲第一大、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
对中国有何影响？从舆论到专家，似乎都认为巴以冲突升级，对中国利大于弊。
位于北京的安邦智库向BBC表示，此次巴以冲突会进一步破坏全球化环境，继而对中国的外部政经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而如果中国能够保持和平与安全的环境，将增加中国市场对于资本和企业的吸引力。
安邦智库将国际争端分为“明线”和“暗线”两条战线——“明线”包括乌克兰战争和巴以冲突，“暗线”则是美国及盟友对中国的遏制。
如果“明线”牵扯了美国更多的精力和资源，那么对于“暗线”对手中国的压力可能会减少。这将有利于中美改善关系，也有利于中国腾出更多精力应对国内发展问题和经济金融风险。
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政治考量？在政治上，中国长期将自身定义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提出“第三世界”的理念，践行团结“亚非拉兄弟”的外交理念。
从政治利益出发，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是欧美发达国家，深度嵌入西方的政治体系、话语体系、国际治理体系，中国很难在西方固有体系中取得领导地位。
因此中国总体上选择发展与新兴民族国家的关系，中国经常说是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的，第三世界、亚非拉等概念在中国耳熟能详。
这一基础有其历史沿革，在1955年第一届亚非会议（在中国也称为“万隆会议”上），9个阿拉伯国家出席，当时与他们剑拔弩张的以色列则未获邀请，这次会议在外交领域成果斐然，其中成果之一也包括“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
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开始出现金砖五国、亚开行等国际组织，都是中国通过“发展中国家”构建多极化世界秩序的努力。
回到这次巴以冲突，巴勒斯坦身后是整个阿拉伯各国，在中国追求多极化秩序中颇为重要，比如“金砖五国”机制“扩容”，不久前邀请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加入，舆论普遍认为此举是中国努力的结果。而新加入的六国中就有四个阿拉伯国家。
“再看以色列背后则是英美，中国最大的战略对手。”一位旅居美国的中国智库人士表示，长久以来中国都希望建立一种“介入更少”的国际体系，使一个主权政府不必屈从于其他国家对于人权的定义。中国经常说“互不干涉”“相互尊重”都是基于这一原则，简而言之就是“主权优先”，而非“人权优先”，这与很多不喜欢美式体系的阿拉伯国家不谋而合。
“还有一点基于内政，中国有3000万穆斯林人口，尤其在新疆，还有分离主义，如果中国跟穆斯林世界闹僵，那么这些分离势力的生存空间就会大得多。现在几乎没有什么穆斯林国家支持新疆的分离势力，就是中国在国际问题上‘偏袒’穆斯林国家的结果，这是中国不得不考虑的国内问题。”
上述人士称，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几乎肯定会在未来巴以和谈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中国是一个经济政治影响力强的大国；其次，中国几乎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与巴勒斯坦、以色列、伊朗、埃及、沙特等域内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的主要国家；最后，中国离中东较远，不易与域内国家产生战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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