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至沓来的消息给我们传达着这样几个信息：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消费的增长速度远远慢于经济增长速度；银行中积累的居民储蓄已经高达14万亿；但同时内需严重不足，物价在低位徘徊；而大多数民众则不断感叹生活负担的沉重甚至生活的艰难。目前为国人所关注的内需不足，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些因素所构成的基本背景之下。

首先，是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低迷并存。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尽管各说不一，但从大的方面来看不外两条：一是从供给的角度看，林毅夫曾指出，我国从1998年以来绝大多数制造业部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二是从需求的角度看，则是需求明显不足。城镇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农村市场启而不动。在这一点上，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倒比一些学者说得更直截了当：收入增长缓慢造成物价低迷。比如，2005年，中国GDP在实现9.9%的增长时，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实际增长为9.6%，虽然增幅比上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但仍低于经济增长水平。

其次，是物价低迷与负担沉重并存。按照一般的道理，物价低迷虽然就经济本身来说是一个问题，但在直接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却可以享受到物价低迷带来的好处，这就是生活负担的减轻，因为低迷的物价意味着人们可以为同样的消费品支付更少的货币。但实际上，在最近几年中，人们却没有这样的感觉，在物价低迷的时候，很多人感觉到了生活负担的沉重。因为有几类大宗且都要消费的商品价格呈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比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统计数据表明，在我国市场物价连续下降的同时，垄断行业的价格却居高不下，甚至是大幅度上涨。

在物价低迷的时候感受到生活负担的沉重，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收入下降或是增长缓慢；另一种可能就是物价低迷的现象可能是假性的，即在统计上物价低迷的同时，生活中的物价是快速上升的。早在前年，就有人指出，日常生活中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已经发生几年了，但它的表象是通货紧缩。依据宏观数据得出的结论与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之间存在巨大反差，不是由于民众的感觉错了，而是由于宏观数据的计量方法出现了问题。

第三，是生活负担沉重与高储蓄率并存。1991年到2001年，我国居民储蓄的年增速均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如2000年居民储蓄年增速为7.9%,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为7.3%。从国际比较来看，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统计，当时世界上国民总储蓄率超过40%的只有新加坡(1992年为47%)，我国国民总储蓄率高居世界第二位。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存在一种“超储蓄”，即储蓄增量不仅来自于居民增收，还来自居民减少当前消费和投资。尽管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曾出现高储蓄的现象，但同时应该看到我国高储蓄现象形成的独特原因，特别是要看到这种高储蓄率是与生活负担的沉重感并存的。从表面的逻辑看，既然生活负担沉重就应当更多花钱减少储蓄，或者说有较多的储蓄就会减轻生活的负担，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两者恰恰是形成了一种合力。

在生活负担沉重背景下发生的高储蓄，无疑来自两个重要的体制因素：一个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一个是垄断部门高企的物价。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养老、住房排在居民总消费的前三位；而人民银行2004年第四季度关于“储蓄目的”的调查也显示，居民储蓄的目的依次是“攒教育费”、“养老”、“买房装修”。为了应付这两个因素，高储蓄无疑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第四，是高储蓄与高负债并存。与高储蓄现象形成鲜明反差的，就是近些年开始出现的居民高负债现象。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统计，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的居民，家庭整体负债率已经高于欧美家庭。具体来说，上海、北京两地居民的整体家庭债务比例已经分别达到155%和122%，青岛、杭州和深圳等中等城市的居民家庭债务比例也平均达到了90%左右。而在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2003年的个人平均负债比例则只有115%。对于这组数据，我们至少要注意到两点：一是如果将居民的债务考虑进去，目前的高储蓄现象将会大打折扣，甚至使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消费疲软”与“消费过度”并存的现象；二是储蓄和负债的主体可能会有很大的不重叠。后一点的含义我们以后还会分析。

上面分析的“四个并存”现象，对于我们制定正确的启动内需政策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些“并存”现象告诉我们，现在的高储蓄和内需不足现象已经与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有很大不同。因此，我们更需要汲取1990年代中后期扩大内需的经验教训，不能将启动内需的着力点更多放在通过削减福利、提高垄断行业价格来赶储蓄出笼上，而是要放在调整利益关系、增加国民当期收入和提高居民对未来稳定预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