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 念 日
1939年11月4日百岁教育家马相伯去世
生 平：（1840—1939）江苏丹阳人，11岁到上海求学，自此常居上海。原为天主教神父，后进入仕途，曾为李鸿章幕僚。60岁后毁家兴学，捐出全部家产办教育。
师 承：毕业于徐汇公学。
高 徒：于右任、邵力子、黄炎培、李叔同、陈寅恪、胡敦复……
核心理念：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
教育实绩：三所大学的创办人，其中震旦公学、复旦公学为一力创建，辅仁大学是倡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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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年富力壮的时期，全部贡献给清朝的洋务事业。整个壮年生涯，都浪费在一项失败的事业当中。他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1939年4月，第150期《良友》杂志的封面人物，是适逢百岁大寿的教育家马相伯。这不是《良友》第一次用男性当封面人物，此前，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朱德、张发奎等军政要员都上过《良友》。但在抗战进入艰难期的当时，让马相伯出现在《良友》上，不仅是向这位“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中共中央从延安发来的贺电中称）致敬，更是一种象征，中华民族古老而不屈的象征。参与国际合作课题“马相伯研究”的复旦大学学者李天纲说，不仅仅是《良友》，那时候，马相伯的照片，一脸的“福相”，被挂在几乎每个照相馆里。
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包括沦陷区）为老人举行了祝寿活动。在重庆，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部长的于右任，为自己的老师写下贺寿长文《百岁青年马相伯》，并手书贺联：“当全民族抗战之时，遥祝百龄，与将士同呼万岁；自新教育发明以来，宏开复旦，论精神独有千秋。”马相伯因逃难滞留在越南谅山，亲自撰文回复各界对他的盛情：“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救国重于祝寿，当团结御侮，愿拼老命和爱国人民一道抗日救亡。”
此后，马相伯的身体每况愈下。临终前，也许是有预感，他找来最疼爱的孙女马玉章，问她：“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你恨爷爷不恨？”“你自己的钱”指1914年马玉章父亲马君远病逝，当时马玉章只有6个月大，马相伯的得意弟子于右任、邵力子他们筹措了一万元，以此作为资助马玉章日后的生活费和教育费。马相伯将这笔钱拿去创办启明女校，没有留给孙女，故有此一问。不久，他就与世长辞。在接受《大师·马相伯》节目组采访谈及此事时，马玉章潸然泪下，她清楚地记得，爷爷去世是11月4日。除了给孙女的交代，他还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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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
马相伯一生的传奇，始于1851年。11岁的他瞒着家人，带着悄悄积攒下来的铜钱离开家乡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一个人走了11天，走到了大上海，进入法国天主教会开办的徐汇公学读书。
马相伯1840年4月7日出生于一个天主教世家。他在家中排建字辈，取名为建常，字相伯，后半生以字行，所以人皆知马相伯而不知马建常。多年以后，他回忆起家庭背景对自己的影响，一是“对于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已能不为那时中国社会传统的见解和习俗所拘束”，二是由于宗教的启发，“知道天子也和我们一样，同为造物所造，同是有生有死。在上帝面前，同是平等”。李天纲说，“科学”、“民主”要到马相伯60岁以后才成为时兴口号，马相伯不无自豪地把这一世界观溯源至基督教化的家教，以证明得风气之先。
马相伯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三十年，给了宗教；中间三十年，致力于政治；后四十年，为教育呕心沥血。按照同样参与“马相伯研究”课题的复旦学者陆永玲的说法，从事发展中国教育事业，既非马相伯的初衷，亦非他早年的兴趣。他先是接受了长达19年的耶稣会的西方教育，精通拉丁、希腊、英、法、意等多国语言，在30岁那年成为司铎神父；接着，一方面他和外来神父产生冲突，另一方面兄长马建勋在官场上的发达，使他对献身教会产生了动摇。
1876年，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耶稣会，投身政治。“他年富力壮的时期，全部贡献给清朝的洋务事业。整个壮年生涯，都浪费在一项失败的事业当中”（李天纲）。在不断碰壁之后，他和同时代的有识之士一样，意识到只有教育才能拯救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
马相伯在仕途上最狼狈的一次，要数1886年他奉李鸿章之命，赴美为大清海军筹集资金。李鸿章本想筹2500万两银子，没想到美国投资者太热情，有24家银行愿意向清政府提供总额为5亿的贷款。马相伯大喜之下通报李鸿章，没想到等来这样的回电：“办法甚当，朝廷大哗，舆论沸腾，群矢集我，万难照准。”怎么办？进退维谷的马相伯，最后只好厚着脸皮溜出了美国。回国之前他去了一趟欧洲，访问了欧洲几所著名学府。此次欧美之行，“欧美之强盛，我国之厚弱”，深深地刺激了他。由此，他认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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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家今天在那里说，中国学生原创力不够，其实这个问题马相伯当时就已经发现了。”
对政治心灰意冷之际，两件事情像最后那根稻草，终于压垮了他。1893年，马相伯的妻子（他是1878年在山东机械局总办任上结婚的）带着大儿子回山东老家探亲，死于海难；两年后，他母亲沈氏去世，临终时说“我的儿子是神父，你既已不是神父，我亦不认你是我的儿子”。
1897年，他决定重返教会，尚未成年的一儿一女交给教会保育，自己则回到徐家汇隐修，并做了一生中最惊人的一件事：将继承自长兄的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捐献给耶稣会，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且立下字据，“自献之后，永无反悔”。某种程度上，这是重返教会的交换条件，也是他自认命不久矣、亟需完成办学愿望的破釜沉舟之举——他没有料到的是，以后他还有四十年的时间为教育奉献一切。
既然是交换，耶稣会就不是很把办学当一回事。1898年，参与新政的梁启超邀请马相伯主持建立一个译学馆，选址在上海。但是，计划还没实施，“百日维新”就夭折了。要到几年后，办学的契机才再次出现。1901年秋天，时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的蔡元培找到了马相伯，希望马相伯教他拉丁文。马相伯说，你已人过中年，一个人学没用，不如找些年轻人一起学。于是，蔡元培找了24名学生，跟马相伯一起学拉丁文，日后这些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一样名声赫赫：黄炎培、李叔同、胡敦复（清华学堂首任教务长）、邵力子……
这个小学习班，使马相伯名声远扬，各地青年纷纷赶来求学；同时，南洋公学闹学潮，百余名学生集体退学，无学可上——这样一来，既然有需求，办学堂就成了顺水推舟的事。1903年，震旦学院成立，马相伯自任监院（即院长）。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立即著文称善：“吾今乃始见我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院，吾喜欲狂。”这一年，马相伯63岁。他为学校规定三条原则：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学始。有欲通其外国语言文学，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请归我。”
去世的朱维铮教授，当年是“马相伯研究”课题的学术带头人。在《大师·马相伯》专题片中，他这样评价道：“马相伯有很多的创造，比如他主张文理并重，主张要打好语言的基础，主张必须训练严格的逻辑思维。现在中国最早的形式逻辑的教科书是马相伯编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黄书光著有《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他对马相伯同样有很高的评价：“我们大家今天在那里说，中国学生原创力不够，其实这个问题马相伯当时就已经发现了，他所设计的课程、教育方法，都是他认为要提高学生的原创力。还有一条，他认为教育要自立，希望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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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是非常爱护学生的，他重建了孔子以来“有教无类”的传统，只要有才华的人、愿意学的人，他一律收入门下。
陆永玲在《站在两个世界之间——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一文中指出，在马相伯的设想中，震旦不应该是新教传教士在上海租界里广设的英美式学院（college），而应该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研究学问的学者团体，学院（academy）；或者更古典的柏拉图式的“学园”（academy）。马相伯所理解的欧洲academy与中国传统书院有某种相似性。在震旦，教，注重指导门径；学，力求启发学生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所以，陆永玲说，马相伯本人在震旦的角色可谓“柏拉图”，亦可谓书院的“山长”。
黄书光说，马相伯是非常爱护学生的，他重建了孔子以来“有教无类”的传统，只要有才华的人、愿意学的人，他一律收入门下。于右任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1904年，于右任因作诗讽刺慈禧太后卖国，遭到通缉，逃到了上海。马相伯将他收入门下，免学杂费，以化名“刘学裕”（即“流亡学生于”谐音）入读震旦，并对他谆谆教诲：不以空言抒愤，救国必先科学。后来于右任曾有联：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不谈教理”的办学理念，使马相伯和作为主办方的耶稣会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1905年年初，冲突演变的结果，耶稣会出手驱逐马相伯，让他“无病而入病院”，欲夺回震旦的控制权。但神父们忘记了，震旦的首批学生，部分来自堪称学生运动策源地的南洋公学，岂是唯唯诺诺之辈。在校务行政上，震旦是实行学生自治制度的，遂推举沈步洲为会议主席，决议退学。沈步洲取出信笺两卷，放在讲台两端，一为签留，一为签去，结果全校132名学生中有130名签名退学。
退学学生推举邵力子、于右任等7名学生代表，去找马相伯，说：马院长，我们已经退学了，但是我们还要读书。马相伯老泪纵横，终于决定离开震旦，另办新校。1905年9月，经过马相伯、严复和退学学生领袖叶仲裕、于右任等数月的奔波筹划，复旦公学在吴淞成立。“复旦”者，取自古诗“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既寓意新学校像朝阳一样，也有光复震旦的意思。马相伯为校长，留美的李登辉主持校务，由学生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等分管学校行政，仍和震旦一样实行学生自治制度。马相伯提倡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后来被写入复旦校歌之中，成为复旦人DNA的一部分。
马相伯离开了复旦，仅仅享有创办人的荣誉，但在中国建立一所理想大学的心愿，他从未放弃。
和复旦相比，震旦其实更像马相伯心目中的理想大学即academy。后来，马相伯离开了复旦，仅仅享有创办人的荣誉，但在中国建立一所理想大学的心愿，他从未放弃。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对马相伯来说有两件事值得一记：一是他出任作为临时首都的南京的第一任市长，他本人记忆最深的，是“和几百个鸡毛帚周旋”。因为那时的革命军将领的军帽都插着一朵白色翎毛，故马相伯有此戏称。他们互相争功，马相伯只好在其中斡旋。第二件事是他北上北京，联合章太炎、严复、梁启超，倡议建立效仿法兰西科学院的函夏考文苑。函夏指全中国，考文苑即马相伯对academy一词的翻译，指最高层次的学术组织，他认为考文苑有责任促进整个国家的文化和伦理道德的振兴和改造，正是他“内之以修立国民之资格，外以栽成有用之人才”的教育思想的体现。遗憾的是，这个理念太超前了，在那样的时代，函夏考文苑计划还未真正推行就胎死腹中。
因为与英敛之（英华，英若诚之父）联名向教宗上书倡议在北京建一所天主教大学，1925年辅仁大学成立，英敛之请马相伯北上出任辅仁校长一职，被他婉拒。与震旦和复旦不同，辅仁并不是他一手创建的教育事业。从严格意义上说，他的教育家生涯在辅仁之前就结束了。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活跃的救国领袖，一个爱国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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