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遍，防止抑郁”——我们早已对这个梗见怪不怪，以此命名的搞笑短视频，也在B站、知乎等平台屡见不鲜。抑郁，早已成为网络流行语。“人均抑郁症”“网抑云音乐”“又emo了”……总之，这个话题永远不缺热度。

但是，当这种情绪郁结、恶化成一种疾病时，抑郁症患者要面对的，是绝望与死亡的深渊。无论是高中校园被铁栅封起的窗上，还是富士康工厂加装防跳铁丝网中，抑郁症都向人们宣誓着它能判决生死的威慑力。

要知道，除却网络谐音梗和段子，新闻中还有大量抑郁症自杀案例。张国荣、贾宏声、具荷拉、雪莉、乔任梁……而死亡带来的恐惧，往往会阻碍人们深入了解抑郁症的步伐：

你为什么会得抑郁症，敢告诉周围人病情吗？有过哪些自救之举，吃药真的有用吗？副作用会把人变傻吗？

这些令人细思极恐的问题，是抑郁症讨论至今未被探明的部分。

因此，我们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一些年轻的抑郁症患者，听他们讲述自己如何与情绪拉锯——在人群中茕茕孑立时，他们无数次地想过离开，却还是坚持到现在。

一、“我不敢、不会、不能去看病”

前年，是慕云被抑郁症折磨的第4年，又一次陷入崩溃边缘的他终于决定，要去大连有名的精神病医院挂号看看。从学校到医院，坐公交车需要3个小时，一路颠簸，因为晕车，他差点吐在车上。

对所有人来说，主动去精神科医院求医，都是件困难的事情。害怕、迟疑、以及绕不开的贫困，使得许多抑郁症患者都无法接触到优秀的医疗资源。

从高三到大三的四年间，有好几次，慕云因抑郁症带来的问题而崩溃，几次游走在死亡边缘，却一直没有去看病。

一方面是他太缺钱了——生在福建周边地带的棚户区中，家中生计全靠农民工父亲支撑，学费凑不齐是常有的事，哪会有闲钱去关注心理健康。

另一方面，更重要问题在于，他不想面对自己的抑郁症，“这是件不能宣之于口的事”。确诊后万一被人知道，一传十、十传百，被人指指点点，或被愈发古板的父亲知道，慕云不敢想象这后果。

他这种不自觉的病耻感，在抑郁症人群中很常见。患者们认为，心理障碍和“神经病”多少有一些不清不楚的联系，而被人用异样眼光对待不是什么好事。

幼年的困顿经历，让慕云对这种外界眼光格外敏感，因为太早就明白什么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小时候，慕云的母亲因为务工、生孩子、操持全家生计而落下恶疾。在他11岁时（2009年），又因中风偏瘫在床，丧失了部分智力及语言功能。卧床一段时间后，病情恶化导致脑积水，很快，母亲又被送进医院。

那一回，医生表示，只剩下开颅手术一条路，否则，病人剩的时间就不多了。但手术费对慕云的家庭而言，是一笔天文数字。最终，父亲沉默地选择了家里大多数人的温饱。

这种选择，在慕云生长的那片地方，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大人和小孩们，无不默默执行着这种生存仪式，并在成年后，对逝去的亲人缄口不言。

但不说，不代表没有创伤。“人是有限的，人没有能力拯救别人。”——这是慕云眼看着母亲失去命运后，被迫习得的思维，这种消极感时常在他脑中萦绕。他自己也知道，抑郁症与此大有联系。

慕云的抑郁迹象从高二开始显现，某个时间段起，他突然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听不进课，学习时也无法集中注意力。这时，他尝试过自救。先是在网络上搜索、查找，接触到抑郁症相关的消息后，慕云加入了几个抑郁症患者交流群。

在同样抑郁的人群里，他感到起码能松一口气，说些平日说不出口的东西。但单纯宣泄负能量的群聊，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此，慕云的成绩还是随着病情一落千丈。

因为他原本成绩不错，家庭又比较困难，班主任热心地找他谈话，想提供帮助。但敏感的少年慕云没法敞开心扉。他自己也觉得，穷人家孩子临到高考前还“矫情”地抑郁起来，实在不该发生。

几番谈心不见成效，班主任就只当他是娇气、胡闹，最终，两人闹翻不说，慕云失眠和注意力丧失的问题也愈发严重。

寒门少年逆天改命的法子不多，用勤奋叩开高考的门，几乎是唯一出路。但那时，抑郁症夺走了慕云的关键筹码，这似乎便成为他人生一步错、步步错的开端。

高考失利，从梦想中的985跌到三本院校，接着是休学、复读，失败后被迫复学，因为注意力的问题挂科无数。大二时去当了半年兵，本希望情况有所好转，却因体质不够好被退回校园。

从兵营回到校园后的那段时间，慕云经历了自己生命中的至暗时刻。除去抑郁症本身带来的绝望情绪，伴随的低钾血症，有一次甚至差点要了他的命。

缺钾症状严重时，可能直接引起心脏骤停。低钾血症发作的那天，慕云醒来，发现自己几乎一动也不能动。人好端端地，却像是被活埋进土里。据他回忆，那时自己几乎是爬着去了医院。

医生判定病情严重，询问是否有家属陪同的那一刻，慕云曾想，如果能不痛苦地就这样走了，似乎也不错。

二、深渊下的自救：万一能治好呢？

即便一贯有“人难以拯救别人”、不相信任何人的痼思，求生欲还是让崩溃边缘的慕云劝自己，去医院看一看——看看吧，万一能治好呢？

挂号费要64块钱，对经济拮据的慕云来说有些高。不过护士态度温和，他也下过一番决心看病，便咬牙交了钱准备就诊。

提交转诊单、填表。那时，慕云开始焦虑，他难以自抑地手抖，坐在医生面前，手指颤颤巍巍地嗑在桌上，敲出阵阵不协和的声响。

一片空白大脑里，前晚预备好的言语，都在焦虑中失去了声音，最终只有一句嗫嚅似的“我是来看抑郁症的……”很快被医生的“哦、多久了”以及“怎么才来”打断。

没有和他多说，医生直接问慕云开药与否、开多少。慕云闻言，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毕竟自己只是做了份网络上人尽皆知的量表——于是试探性地问道，不用再做其他检查了吗？医生反问道：“你觉得这还需要检查？”

寄托在医生身上的渺茫希望，因此戛然而止。慕云明白，可能会有更好的医生、好的疗法，但他没能见到，对他来说，这次问诊将是他抑郁症病程中的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类似的情况，不仅发生在童年不够幸福、经济条件不够好的慕云身上，同样也会发生在大洋彼岸发达国家的青年身上。

Sarah就读美国某大学，从初中开始，她就出现明显的抑郁症状，直到大学仍未就诊。她表示，先前没有去看病，此后短期内也不会考虑寻求医疗帮助。

她是美日混血儿，母亲来自日本。混血身份以及因此而来的美貌，让Sarah从小学三年级起就被校园霸凌。

一开始，女孩们只是嫉妒某个张扬、喜欢大声说话的漂亮女孩，但小孩之间的玩闹要比想象中残酷。随着孩子们进入青春期，这种嫉妒慢慢转变成憎恶，和种族歧视一起，织成了Sarah身边校园霸凌的大网。

低年级时，孩子们会伪造偷窃事件，将罪名安插在她的头上，告诉老师或者家长。这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败坏”Sarah的名声。

后来进入网络社交时代，更严重的网络霸凌就开始了。中学同学不仅在网络上对Sarah进行辱骂和嘲讽，还专门制作了一个网络账号用于羞辱她。

帖子大多是对她外貌的羞辱，大家会拿Sarah的五官、胸部发育程度开低俗玩笑。其中曾有一个男生，为此撰写了很长的Rap歌曲，主题就是Sarah is a whore（Sarah是一个妓女）——这些讯息在同学圈子里广泛流传，使得人人都对Sarah报以异样眼光。

后来，不堪折磨的Sarah选择转学。但是，霸凌行为并没有好转，曾经霸凌她的女孩甚至先她一步，在学校里散播关于她的谣言。到高中，Sarah在这种糟糕的生活中触到了绝望的谷底。

伴随抑郁症的肢体障碍几乎使她无法正常生活。

一方面，她的生活环境极度凌乱，却因为陷入木僵状态，只能绝望地坐在垃圾般的房间里。因为没有告诉父母自己的抑郁症状，所以当父母抱怨她的卫生状况时，Sarah会感到巨大的自责。

另一方面，她会疯狂流鼻血，频率能达到每天5次。出血量很大，鼻血往往会从嘴巴涌出来。所以当时的状况经常是她坐在家里，身上、衣服上到处都是血迹。

症状恶化至此，Sarah决定去敲一敲高中心理咨询室的门。那次心理咨询只有一个小时，咨询师也没有想象中温和专业，便没有起到任何缓解作用。

并且，Sarah的母亲并不支持她去做心理咨询。对于传统的东亚女性来说，精神健康问题更像是不可说的家庭内部隐疾，情绪上的问题不该张扬到“就诊”的程度。

家庭和社会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同时，经济条件和医疗体系也不能给予她足够的底气。

抑郁症的治疗费用格外高昂。据她介绍，每周一次心理咨询需要100美元，如果决定进行治疗，心理咨询外的医药费还需要另算。并且，就算有经济实力，想要找到适合自己、能给出有效治疗方案的抑郁症医生，也还是困难。

重重障碍之下，还处于青少年阶段的Sarah，完全无法迈出就诊的那一步。最终，她的抑郁症是靠自己挣扎和男友的帮助而缓缓起色。

据国家最新公开数据，我国国内仍有80%的综合医院未设精神科，平均每百万人口中仅有20人（且这以数字包括不能做医学诊断、也没有处方权的“心理咨询师”）能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相较于美国每百万人口1000人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标准，有50倍的差距。

不过，就算是数据更好的美国，也并未照顾到Sarah以及和她同样处于挣扎的人们。心理健康医疗资源的匮乏，是每个国家医疗体系中的共性问题，只有程度高低之差。

北京回龙观医院是北京最大的三甲精神卫生专科医院，临床二科主任牛雅娟讲道：因为诊断对象不是某个没有自主意识的器官，而是人，所以在评估上就不能向器官检测一样完全透明量化。量表、脑生化等手段，都只是辅助，和病人面诊时的症状学诊断，才是最重要的。

她已有30年从业经验，接受采访时，语气带着与患者沟通时惯有的柔和。面对首诊患者，她通常会花费也至少10～15分钟了解病人的社会关系、既往病史。遇到复杂的情况，首诊时长能达到二三十分钟。这不仅是人道主义式的关怀，也是判断病种、决定治疗方案的必要流程。

精神疾病至今没有明确的致病机理和特效药，治疗方案是症状学规律和医生个体经验的结晶。这要求医生不仅熟记医疗守则和诊断原则，更要有大量经验积累以应对病人个体差异性。

牛主任坦言，专科医院的医生能做到较为准确、专业的诊断，但欠发达地区的部分精神科医生，可能确实做不到。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诸如慕云和Sarah一样的患者，脱离了科学就医的轨道。

《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公开数据显示，我国重度抑郁障碍误诊率高达65.9%，抑郁障碍总体复发率高达50%～85%，其中有50%的患者在疾病发生后2年内复发。



三、情绪与药效：一场持久的拉锯战

迈出了就医的第一步，并不代表抑郁症病人就可以一帆风顺地被治愈。一旦战斗打响，患者很可能要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长期为伴。抑郁症复发甚至终身伴随的阴影，会将他们打磨成另外一番模样。

小肥鸭对此深有体会。她身高158厘米，因为药物副作用和肢体障碍，体重从105斤掉到90斤，难以恢复到昔日“小肥鸭”的活泼状态。

大学毕业，作为职场新人，工作强度大、熬夜无休是常态。但难以控制的失眠和焦虑，大大影响了她的反应速度。现在回看，那已是抑郁症伴生的轻度肢体障碍，但当时小肥鸭却只觉得，自己是流行“丧”文化里的一员。

为了缓解焦虑，她开始酗酒。酒吧一条街被喝了个遍，小肥鸭也从喝Rio过敏的新手，化身为一次灌下半瓶野格（一种高度洋酒）的“酒鬼”。很长一段时间，她就这样“丧”在酒里生活——“大家都那么‘丧’，我能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种状态持续到2019年初的某个晚上。那天，小肥鸭下班回家，因工作上与人发生矛盾而倍感疲倦。望着窗外，突然鬼使神差地向窗台上爬去。

安静的卧室里，本来恐高的她，从23楼向下看去时，发现那个瞬间自己竟然一点都不怕了。遥远的地面反而像是一种引诱，她站在窗口，听着呜咽的风，感到某种未知渴望。

第二天，后怕的她去了医院。检查完毕，确诊重度抑郁加中度焦虑。接过确诊单时手在抖，她一边感到坦然，此前的怀疑果然得到应验；一边又完全不能接受要强而乐观的自己，竟然真的是抑郁症病人。

确诊前，无论走到哪里，小肥鸭都是呼朋引伴的发光体，难道确诊后，自己就一下子不活泼、不热情了？她觉得怪异而恐怖。承认抑郁，似乎就否定了曾经活力四射的人格。因此，确诊后的一段时间里，她都拒绝服药。

但，大脑分泌多巴胺的区域罢工，小肥鸭根本无法摆脱绝望罩来的大网。她于是开始试着服用百忧解。但百忧解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效果，她的状态因此从浑浑噩噩、勉强过活，跌向了严重的绝望——一种自发的、连绵不断的溺水体验。

因为病情持续没有好转，小肥鸭尝试着换医生，而这位医生，一个雷厉风行的命令者，成为了她治疗道路上的灯塔。新医生强制要小肥鸭接受药物治疗，这次她乖乖听话开始吃药。

吃药的副作用成了新的“敌人”。最开始是肠胃上的反应，厌食、看到食物就反胃，这让她一度近乎绝食。经历了一次严重低血糖引发的晕厥后，她每天强忍着恶心，逼迫自己吃饭。

在药物控制见效一段时间后，家中亲人患病，又把扰乱了小黄鸭治疗抑郁症的节奏——与情绪的抗争就是如此，患者总是难以掌握现实的主动权。

从小到大相伴的外婆得了重病，要做一场高风险的全麻手术。听到这个消息时，小肥鸭直接办理了离职，飞回老家。对外婆的担忧，极度放大了她的焦虑，也将她推向巨大的情绪崩溃。她开始自残、割手腕，企图用疼痛发泄一点情绪。

医生得知小肥鸭的情况后，决定加大药量。一时间，她的体重跌破90斤，整个人变得形容枯槁。

度过那段最危险的时期后，小肥鸭曾自作主张停过药。因为副作用带来的记忆减退、精神恍惚以及肠胃方面的副作用，让她无比希望能够停药。所以能抓住一点好转的曙光时，抑郁症患者往往很难拒绝擅自停药的诱惑。

但擅自停药带来的，是更严重的病情反弹。抑郁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学会遵循医嘱，接纳病情反复甚至终身服药的可能，已成了一门必修课。

心理障碍、精神疾病的治疗过程，是真正意义上的“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四、抑郁症是脆弱的反义词

2017年，有位叫做马莉的导演拍摄了一部关于东北某精神病院封闭病区的纪录片，里面纪录了形形色色重症精神病患者的生活。

片头，一位患者挣脱了束缚带，扎马步、将病床举起放下，弄出巨大的声响。医生们对此习以为常，跑进来一边和患者打趣玩笑，一边将他重新绑回床上。这种荒诞感，映射在重症精神病人生命的所有侧面。

一位重度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妻子，被患者视为阴谋绑架自己的坏人，探视时要反驳自己丈夫口中的那些“奇思妙想”，回到现实中又要承受医药费和抚养孩子的压力。

重症病人是无法轻易从病症中逃出来的——许多次，妻子与患者不欢而散后，患者盘着腿坐在病床上，研究病历，试图接受和理解自己的病情。他不得不像别人说的一样，怀疑自己笃定会成功的“创业”，尽管他说不出自己创的究竟有什么。

和他相邻病房的同症状患者大哥，已经在这里思考了7年有余。7年时间里，他的老母亲已经去世，但为了保护他，临终前托人给他每年暗示送他生日蛋糕，并谎称母亲身体不适、不能亲自来看他。

这种不自知也不自控的体验，更为明显地出现在幻听症患者身上。有的人不能看到镜头，连反光的扣子都要从衣服上扯掉。有的人听见一个无比真实的声音威胁他，要杀害他的妻小，引他冲家人挥刀。有的人一看书，就有另外的声音帮他念书，一来二去，他会和那个声音吵起来。

但无论如何，他们并不想得病，也完全不想日复一日地待在这里。

纪录片的豆瓣热门评论第一条里，有人这样形容这些重症患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不同意见者”。他们没有办法以常规的社会标准生活，但这不代表他们该被歧视、异化，被称为“那些神经病”。

每个个体都处于社会关系中，承担着各自的社会职能。亲朋好友对他有情感、责任的诉求；同事、上司对他有效率、业绩的诉求；社会运转对他有所谓“正常”的诉求。不是所有人都能永远完美地处理这种要求，处理不及时、运气稍差一些，或者无论出点什么差池，任何人都有可能产生心理障碍。

确诊、治疗这种障碍，恰是对人生之艰的反抗。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状态并进行治疗，已经是在为生活做出伟大的努力。

但目前来看，社会对这种努力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对正在挣扎的患者也没有足够的包容。这使得许多抑郁症患者的救赎是亲密关系，或者说，他们自我挣扎到竭力时能够依靠的，甚至是只有亲密关系——好的友人，爱人。

因为这些角色能够站在最为平等的角度上，不设标准、不求回报地关注和理解他们。比如小肥鸭在采访末尾，聊起自己的闺蜜和男友时，就充满了感激之情。

食欲最差的那段时间，闺蜜工作下班再累再困，也风雨无阻地换花样给她做饭。

男友情绪稳定、毫无怨言，像保护伞一般撑在她与抑郁乌云之间，无怨言地帮她消化和抵御情绪问题。

但这种扶助与关怀，从根本上来说，是运气。遇到了好的亲友，自然更幸福也更安全，但在无人关怀的时候，也许只有自己是自己的明灯。

如果说抑郁症有被真正接纳、正确认知的可能性，那么它一定不会止步于某些比喻，如“抑郁就是一场小感冒”，或者口号式的“抑郁症患者也是正常人”。能够真正为心灵亮起的灯，需要由整个社会无声而细腻协作，建立起更人性化的医疗体系和社会支持结构，才能达到我们口中常说的接纳。

有人曾问小肥鸭，说：“你觉得抑郁症患者，是太矫情才得病的吗？”

“不。一个无法主动分泌多巴胺的人，还能坚持生活，只能说明他比谁都坚强。”她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