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花艳想》十八回，题“樵云山人编次”。雍正年间刊本，半叶九行，行二十字，有“樵云山人己酉菊月未望”序，“己酉”大概指雍正七年（公元一七二九年），藏大连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又有旧刊本，行款同上，改题《梦花想》，藏大连图书馆。又道光壬午（公元一八二二年）新镌本，题《鸳鸯影》，十八回。目录前署“新编鸳鸯影目次”，版心镌“鸳鸯影”，有“德顺堂”印记，大概为藏书人之别号，现藏南京图书馆。又一本名《梦花想》，藏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

　　樵云山人，一般认为即太原人刘璋。璋字于堂，号介符，别号烟霞散人、樵云山人，山西太原人，约生于康熙六年（公元一六六七年），康熙三十五年举人，雍正元年任深泽县令，任四年，被解职。同治《深泽县志·名宦传》有传。所作小说尚有《斩鬼传》、《巧联珠》、《凤凰池》等。《斩鬼传》开始以抄本流传，怀雅堂抄本封面题“阳直介符刘先生手著”，第一回卷端题“烟霞散人手著”；正心堂抄本有瓮山逸士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年）序。《巧联珠》一书，今存可语堂刻本，藏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署名烟霞散人编的小说还有《幻中真》，有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的序。

　　明朝嘉靖年间绍兴府山阴县秀才柳素心，字友梅，本为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之后，父亲早死，少年苦读诗书，学富五车，才华出众，而且生得美貌异常，十五岁任县学批首。弱冠之年到杭州游学，与同学竹凤阿、杨连城叙谈中，得知雪太守发下二诗题，令学士文人吟咏，实为通过赋诗择婿。雪太守之女瑞云天生丽质，聪明颖慧，士子们趋之若鹜。友梅于是依题赋诗二首。瑞云有表姐梅如玉，乃福建梅兵备之女，绝色，当时梅兵备到福建赴任，经过杭州，便暂时住在雪太守府中。

　　瑞云、如玉姐妹一日游西湖，邻船柳友梅与友人欢饮高吟，意气风发。姐妹听到友梅所吟诵的诗，大为欣赏，于是令婢女朝霞开船窥视。婢女回来报告说吟诗者乃一美少年。而友梅误把婢女当作小姐，为之神魂颠倒。后来，梅兵备以王命紧急，难再逗留，故将如玉托付给雪太守，自己单身赴任去了。瑞云、如玉同居雪府，感情甚为融洽。有富家子刘有美、张良卿、李文君，都是极端庸碌之人，却异想天开地想做雪门女婿。有美剽窃友梅所作的诗上交太守，而张、李也买通收卷之人使掉包计，各以友梅之一诗署上自己的名字，而把自己所作的诗署名友梅。瑞云、如玉阅卷时生疑，请求太守面试，鉴别文才，真相大白，雪太守以二女都许配给友梅。刘有美非常忌恨，暗投严嵩门下，诬陷雪太守“伪立私党、倡作诗词。”皇上下旨令锦衣卫校尉押解入京。

　　友梅高中解元，太守之子莲馨也得中解元，两人结伴入京，上下打点，雪太守才获释放出狱。而梅兵备却已病故于任上，如玉扶柩回金陵。翌年，友梅吉星高照，科场连捷，中探花。严嵩见他年少有为，想把内侄女相许，友梅以已订亲为由坚辞拒绝。严嵩恼恨非常。当时外族入侵，边关告急，严嵩乃奏请雪太守、柳友梅往北议和。当时，宫庭广采民间美女，刘有美等买通采办官员，列梅、雪二小姐之名于册中，如玉削发为尼婢女朝霞代替瑞云入宫。不久，和议成功，雪太守与友梅，各升显职，各有赏赐。友梅衣锦还乡，与如玉、瑞云成亲。不久，朝霞也被放回，遂同事友梅。

　　男主人公柳友梅一人三妻的现象，在明清小说中并不鲜见，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一夫一妻的婚姻，不是以满足性爱为目的的两性结合形式，而是集政治、经济、道德等因素于婚姻的社会关系的体现。作为正妻，不仅是性对象，更是宗法社会道德制约下的一种象征。从皇后到发妻，是行使社会的、生育的多种职能的代表。夫妻间关系是“相敬如宾”，虽然是“床上夫妻床下家”，但在床上也是安分守礼，不得纵情。因而，对性的满足，特别是男性只好到婚外去求得。更何况，“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是很不相同的，有时会发生夫妻感情的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爱情排挤的情况。”

　　所以纳妾制和妓院便成为婚外性满足的措施和补充。当然，这仅仅是少数人所享有的一种特权，而对广大百姓来说，性的权利早已同政治、经济等权利一块被剥夺净尽了。明朝的法律就有明确规定，纳妾的数目是与王公大臣的地位相对应的，而黎民只能是四十无子方可纳妾一人。当然，皇帝不在法律限制之内。这种法律，对统治者来说是性利益的一种保证；对百姓而言则是体现生育的保证，并未离开“无后为大”的道德规范。所以，恋旧心理即对自己发妻或正妻的感情常常不是源于性目的，而是精神、意识上的对文化、社会伦理制度的认同；而求新心理即纳妾等现象的原因在于完全从性目的出发，蕴藏对社会的某种程度的反叛。

　　在性爱小说中，大量的近乎雷同的性技巧描写，是恋旧求新的心理的表现，是深层心理的一种曲折反映。“一旦结为夫妇，互相性满足的对象就局限于一个人了，因此丈夫和妻子的性行为的特征便直接发生了矛盾，丈夫始终探求妻子的性魅力，妻子总是想使丈夫的爱绝对地集中于自己一身。……不久，双方特别是丈夫就会很快地对对方产生厌倦感。为防止厌倦或寻求更强烈的刺激，于是开始玩弄人类所独具的操纵性行为的技巧。

　　动物的性行为是有固定形式的，离不开生殖这一大目的，但人类结婚从一开始就并非全为生殖目的，所以其性行为带有享乐倾向。为了防止因不能变换对象而人为产生的厌倦，便把性行为技巧化了。”中国古代性爱小说中，作者那么热衷于性技巧的描述，是否受到《玉房秘诀》等类书的启示，不得而知；现实生活中是否真有这些技巧在利用，没有人调查。但作为文艺作品，它不仅仅是生活的反映，还有作者的幻想和夸张的成分在。这样写，至少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追求和满足，也是对一夫一妻制度下没有爱情的一种心理补偿方式。对于《飞花艳想》中的一夫三妻现象及性描写，也可作如是观。

　　《飞花艳想》中的严嵩集中体现了明清官场的黑暗：达官权宦奢侈淫逸，威势显赫、颐指气使，胡作非为，这是奸臣宦官的共同特点，诸如明代严嵩父子，江彬等奸臣，王振、魏忠贤等内官，以及清代的权臣徐乾学和■，而且某些功臣身上也有此类特征。如万历时权相张居正，颇有政声，然其权柄炙手，威势盖国，生活同样穷奢极侈。相传张居正父丧设祭，所列果品皆像山形，甘蔗山倒，压死观者于其下。如果这种传说多少带有夸张的成分，那么当时弹劾他的奏章所云：“五步一井，以消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炊。”以及归省所乘之轿，大如居家，则是可信的。

　　因此，作家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揭露了封建官僚们的这一特点。在人们看来，西门庆淫滥奢靡已为过度，然而拿他与达官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西门庆眼里看到的蔡京府邸，豪华森严，气势赫然，令人叹为观止。而朱太尉归府的场面——飞骑传报，青衣开道，卫士喝吆，雁翎排靠，八抬八族，肩舆明轿，青衣开道，百官侍候，“黑压压一群跪在街前”，端的吓魄消魂，陡然市衢澄静，齐声应诺，响彻云霄——俨然象煞天子出巡归来，其权势显赫则不言而喻。

　　他如“西周生”笔下的王振，专横跋扈，权倾朝野，生日做寿，满朝文武，竟相趋奉，“门上人海人山的拥挤不透，都是三阁下，六部王府，大小九卿，内府二十四监官员，伺候拜寿。”这样一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阉达官，左右朝廷，践踏法纲，任意胡作非为。蔡京私藏空白官凭，可以随意送人官职；晁思孝钻营迁升，王振只一句话，那吏部“钦此钦遵”，“就如炮竹在火上点的一般，也没有这等快！”

　　《玉娇梨》中都督汪全，闻知城外一所民田十分膏腴，一努嘴，就叫家人夺了，至于利用职权，公报私仇，更是屡见不鲜。惯用的手段就是，题本奏请委派恶职险事，以达陷害目的，像严嵩奏请柳友梅出使议和；就是一例，反映了大官僚操纵国柄，把持朝廷，横行霸道的嚣张气焰，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作为一部才子佳人小说，《飞花艳想》是杰出的。它提倡男女在婚姻爱情上的平等，不仅男子可以选女子，女子也可以选男子。以前小说中的佳人以美貌为标准，《飞花艳想》则有所不同。书中第一回论佳人云：“有才无貌，不可谓之佳人；有貌无才，不可谓之佳人。”

　　第二回又说：“世上难得才色兼全的女子。有才者未必有貌，有貌者未必有才。即或有貌有才，而无一种才貌的风情韵致，亦与无才貌者等。有才无貌，不可谓之绝色佳人；有貌无才，不可谓之女中学士。有才有貌而风情或减，韵致歉然，亦如嚼蜡，便无味了。”对佳人的“色、才、情”的要求，彻底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道德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说“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艳诗艳赋来，故假捏男女二人姓名，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的小丑一般。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太不近情，自相矛盾。”对才子佳人小说评价不高，如果曹公认真读过《飞花艳想》，他或许要改变上述看法吧！

　　在禁毁书目中，本书一直与《桃花影》、《梧桐影》等淫秽小说并列，实际上《飞花艳想》与他们的性质完全不同，只第六回入梦一段稍涉秽亵，和后来《红楼梦》中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一段描述文字颇为类似。清人李仲麟《增订愿体集》卷二谈及才子佳人小说遭禁的原因：“淫词小说，多演男女之秽迹，敷为才子佳人，以淫奔无耻为逸韵，以私情苟合为风流。云期雨约，摹写传神，少年阅之，未有不意荡心迷，神魂颠倒者。在作者本属子虚，在看者认为实有。遂以钻穴逾墙为美举，以六礼父命为迂阔。遂致伤风败俗，灭理乱伦，则淫词小说之为祸烈也。”

　　李仲麟可以说谈得头头是道，但并不适用于《飞花艳想》。阿英《小说二谈》中《关于清代的查禁小说》一文中，在开列同治年间丁日昌所禁的两份书目后，说：“这就两回的书目看去，很容易知道当时在小说方面所要查禁的，并不止于淫词一类。大概有关于秘密结社，攻击贪官污吏，讲儿女私情，写淫秽行为，怪诞不经，以及所谓有伤风化的全都在禁例之内。”阿英所言很有几分道理。

《校点说明》
　

《遭禁原因》
　

《提要》
　

《序》